文|财经记者刘树琪陈一凡顾於陵
编辑|谢
20年来，中国科技制造业大踏步前进:560万平方米的富士康园区在郑州如雨后春笋般涌现，淡季约有30万青壮年，全球一半的苹果手机都来自这里。蓬勃发展的电子、计算机和通信行业催生了800多家a股上市公司。近十年来，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平均增加值增速保持在11%以上，始终高于整体工业增加值增速。
深圳还是中国科技制造业的核心，华为、中兴、DJI、比亚迪等众多科技企业都在深圳。2021年，深圳制造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超过30%，其中70%以上来自先进制造业。
人头攒动的深圳龙华汽车站人才市场，是深圳电子厂大部分工人的第一站。几十家招聘机构的店铺依次排队，拖着行李箱的人在这里被分配到深圳无数的电子厂，成为车间的一员。
如今，类似的情况正在印度、越南等地上演。据中印越电子(手机)企业协会统计，印度和越南的电子企业工厂分别约有200家和150家，其中大部分来自海峡两岸和香港。这些只是能叫得出名字的供应链企业，更多的配套小微企业也在当地生根发芽。
以手机行业为例。是目前参与全球分工最深入、最系统的。中国曾经是全球手机工厂，但情况正在发生变化。第三方研究机构Counterpoint的数据显示，中国手机产量占全球的比重已经从2016年的75%下降到2021年的67.4%。与此同时，印度和越南的手机产量正在上升。
电子产业迁移的背后有一系列复杂的原因，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点:
一是自然的产业转型升级，附加值较低的环节流向劳动力和土地价格成本较低的国家；
二是各国关税政策的变化，企业为了经济利益改变产地，带动产业链上游迁移；
第三，受近年来政治、疫情等外部环境影响，外资企业在华面临较大挑战，部分已退出中国。
需要澄清的是，多位研究印度和东南亚产业链迁移的专家对《财经》表示，电子产业链并没有完全走出中国，而是分散在世界各地，这不仅是为了开拓新市场，也是分散风险的策略。外资企业的战略已经从过去的“全在中国”转变为“中国+N”在中国，中国的主导地位短期内不会改变。
“与其说是转移，不如说是延伸。原来的‘孩子’还在，但又生了一个。”一位在印度工作了十几年的中资企业负责人这样描述。
再者，留在国内的产业也在逐步升级。同样一组来自海关的手机行业数据可以说明，2021年，中国出口手机数量同比下降1.2%，至9.5亿部，而产值增长9.3%，至9447亿元，与过去5年基本持平。
"产业链的向外移动是一个中性的表达."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、国际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徐其元对《财经》表示，过度的产业转移可能导致中国产业空心化，但合理的产业转移是产业升级的自然过程，更有利于形成以中国为关键节点的国际分工网络，扩大中国产业链的国际影响力。
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的科技制造产业链可以高枕无忧。在新一轮工业革命和地缘政治摩擦下，稳定中国科技制造业现有优势地位，形成新旧产能紧密衔接，整合连横，搬迁升级，需要大智慧。
迁移:多重因素的叠加
谢红是广东省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。17年来，他和他的团队走访了上万家中小企业。作为总统，谢红能感受到全球供应链的麻烦。
这一轮产业转移始于十年前，国内运营成本上升迫使工厂转向更为“粗糙”的海外。一方面，人力支出在上升。东南亚很多国家的工人月薪在700元-1000元，而珠三角地区在5000-7000元。一个1000人规模的工厂，每个工人的成本不到5000元，一个月就意味着500万元的额外利润。
另一方面，工厂二房东的生意在珠三角遍地开花，不断上涨的租金成本让工厂难以为继。一位在东南亚开五金厂的企业主给《财经》记者算了一笔账。2012年前后，他在东莞开电子厂和鞋厂的朋友，一年收入不到100万，但租厂房的租金可以接近300万。于是，越来越多的工厂主把自己的工厂交给二房东另谋高就，再次推高了工厂租金的价格。
与此同时，东南亚的许多国家已经敞开大门吸引投资。以越南为例，第三方咨询机构安永2021年发布的《东盟投资指南》显示，企业的投资项目可以在几年内或整个投资期内享受10%至17%不等的优惠税率，还可以享受最长四年的免税期和最长九年的半征收期(“四免九减”)。
在诸多推力和拉力的作用下，珠三角的科技制造业近十年来一直处于缓慢向外迁移的过程中，而近年来国际贸易环境的变化又悄然加速了这一过程。
核心原因之一是中美贸易摩擦。2018年以来，中美贸易摩擦激烈，美国连续多轮对中国进口产品加征关税，其中电子元器件是重点征税领域。截至目前，涉案产品实际价值超过5000亿美元。
谢红观察到，与劳动密集型产业(服装、家具等)不同。)早期主要是外迁的，这一轮外迁主要是以科技制造业为主。
在供应链中，压力是自下而上传递的。越南北部一个工业园区空置了十年，但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后，园区短短一两个月就被填满了。入驻企业多为美国第一批制裁名单中的电子企业和上下游企业。
美国客户的要求简单明了。“寻找三家供应商，谁愿意搬到东南亚，就给谁订单。”谢伟说。
汉宇集团董事吴戈明对此事印象深刻。三年前我们和美国客户开电话会议的时候，对方建议他们把部分供应链搬迁到海外，否则客户可能会考虑更换新的供应商。汉宇集团主要从事R&D、家用电器高效节能排水泵的生产和销售。它是家用电器排水泵行业的领导者，其客户包括惠而浦、通用电气和三星。在特朗普政府加征关税的清单中，他们的产品赫然在列。
吴戈明考虑了三个地方，越南，印度，泰国。印度太远，越南和中国的风俗也差不多，但是有不可控因素的可能。几经权衡，他们选择了泰国作为选址。他把注塑车间和部分流水线搬到了泰国川武里的平通工业区。位于曼谷和芭提雅之间，聚集了一批日韩企业，供应链相对成熟。后来他们在泰国Siracha附近建了自己的工厂。
排水泵的生产有两个主要部分，一个是电机，另一个是总成。核心电机没有搬到泰国，这部分生产线留在国内，因为供应链和当地技术还不成熟。泰国没有相应的供应链，比如钢厂，也没有排水泵需要的原材料，比如铝线，铜线，稀土。
珠三角一家主要生产圣诞电子工艺品的公司也受到了冲击。企业主钟庆告诉《财经》，美国是他的主要市场之一，关税的压力增加了出口成本。大洋彼岸的美国客户明确要求供应商在1000万美元订单中只在中国出口700万美元，其余300万美元订单要在中国以外的港口发货。
有时候美国客户除了代工厂，还会要求相关配套企业采取行动。谢红发现，近年来，一些从事工厂建设的企业和钢结构企业也在向外转移。他的预测是，这样下去，3 -5年左右，东南亚将形成极其完善的电子产业链。
许宁是广东邦泽创科电器有限公司的董事长，该公司长期从事办公设备和厨房电器的制造和全球营销，美国是其最大的市场。为了应对美国对华关税的压力和产能的扩大，徐宁在越南海阳省设立了新的生产基地，生产美国市场需要的办公设备，如碎纸机、装订机等。
越南海阳的机会早在十年前就萌芽了。当时由于政治摩擦，日本政府要求日本企业将制造业转移到东南亚。现在它是全球打印机和复印机生产的中心。
越南是中国关税战的最大受益者。2019年以来，得益于最大出口市场美国的增长，越南出口总额连续数年超过深圳。2021年，越南对美国出口增长约25%，达到963亿美元，其中计算机、电子产品及其零部件出口超过100亿美元，在所有出口类别中排名前三。
如果说美国加征的关税迫使一些电子工厂迁出中国，那么印度的关税政策客观上将电子产业留在了南亚。
2014年，印度莫迪政府提出“印度制造”计划，旨在将制造业占印度国内生产总值(GDP)的比重从15%提高到25%，解决印度制造业长期存在的短板。策略之一是提高手机及零部件进口关税，让手机及零部件制造商不得不在印度建厂。
2017年以来，印度不断提高手机进口关税，从10%开始一步步上涨。中印越电子(手机)企业协会秘书长杨树成告诉《财经》，目前手机进口关税在25%以上，供应链关税在15%左右。只有少部分零部件或配件没有关税。
上述在华中资企业负责人见证了华为手机产业向印度转移的全过程。他回忆说，起初中国的手机企业并不愿意搬到印度，但印度本土手机品牌Micromax在2014年前后开始在印度铺设流水线，印度政府随后提高了手机整机的进口关税。如果其他手机公司不跟风，就会因为高资费而失去价格优势。
目前OPPO已经在印度工厂投资了240亿卢比，vivo也投资了190亿卢比，并表示到2023年将增加到350亿卢比。小米在印度没有自建工厂，而是与富士康、伟创力等厂商合作建立了7家智能手机制造工厂。
此外，印度智能手机市场以中低端手机为主，利润率在1000元左右。一些手机厂商为了降低生产成本，会要求供应链企业在印度设厂。“如果没有工厂，连国内订单都接不到。”目击者说。